刘鸿生 火柴大王的产业并购之路

产业并购者的爱国梦:刘鸿生用产销联营的办法缚住了瑞典“凤凰”的翅膀，捆住了日本“猴子”的手脚，整个过程中有“以华制夷”，也有“联夷制夷”的手法。

1932年9月20日，刘鸿生写信给留学英国的几个儿子：“现在，我正集中精力于企业合并。例如，我的夙愿是把所有的*柴制造厂及其有关企业归并在一个庞大的联合公司之中。我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为一个*型的民族工业。你们知道，人们常常称我为‘*柴大王’……我这种努力并非出于自私，因为我想，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，我们才能真正地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。”在他经常光顾的上海梵皇渡俱乐部，每当他一出现，人们便会不约而同地说：“*柴大王来了!”

他对此不无得意，此时离1920年创办苏州鸿生*柴公司已经十多年，经过多年的联盟、并购，刘鸿生的*柴托拉斯之梦已初步完成。

*柴是当时关系到民生的重要日常消费品。当时瑞典*柴在世界*柴业中居**地位，其中“凤凰牌”更是风靡世界，在中国也占有很大的市场。尤其自 1929年以来，瑞典*柴挟战胜日本*柴的威力，突然将27个牌子的*柴在中国市场全面降价，大量倾销，来势凶猛，目的就是想挤垮中国的国产*柴，垄断整个市场。

上海《申报》的报道为本国*柴业数十万人的生计感到担忧。刘鸿生更是忧心忡忡，筹划应对之策，希望同业合并，减少竞争，厚集资金，协力图存。中小企业因为担心被吃掉，对合并的提议非常忌讳，所以他的思路是“先大后小，先易后难”。早在1928年，他预感到市场的变化，曾向两家比较大的企业(中华*柴厂、荧昌*柴厂)提议，三家合并组成一家大*柴企业，来面对越来越激烈的**竞争，中华*柴厂、荧昌*柴厂那时还没有感到瑞典*柴的*大威胁，未予回应。

1929年11月22日到30日，面对危机，全国52家*柴厂派出代表会集上海，讨论“挽救国货*柴工业方策”，成立了“全国*柴同业联合会”，公推刘鸿生为常务委员会主席。他带着全体代表到南京请愿，请求政府援助国货*柴业，减免各项厘税。蒋介石虽然亲自出面接见请愿团代表，但结果南京政府只是将关系最轻的*柴成品和梗片的铁路运费从三等减为四等而已。刘鸿生意识到*柴业只能自己来救自己，除了合并别无出路。

从当年12月起，他再度向中华*柴厂、荧昌*柴厂提议合并。他在信里恳切表示，自经商以来一直还算顺利，*柴只是自己经营各业中的一种，“断无借此以便图私之心，亦无垄断*柴业之欲望”，之所以一再倡议合并，只是从整个*柴业的大局出发，理由包括：一、可以减少对内竞争，以免自相残杀;二、可以调剂出产数量，供求合适;三、各种经费可以通盘筹算，最合经济原则;四、订购大宗原料，可以节省给洋行的佣金，还可以低价;五、规模扩大，可以请专门技师，改良产品，与外国货竞争;六、实力更强，可以逐渐改进，前途光明。其中，与外国产品竞争无疑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。

中华、荧昌终于同意合并。1930年2月，拟订了三公司的合并大纲，三个月后达成合并协议，成立“大中华*柴公司”，资产(除机器、生财，还包括商誉)各升值二成，资本总额为191万元。据说，升值是三家公司中资产最多的荧昌提出的，升值当然对他们最有利。在合并过程中，荧昌还抽走了一部分现金。这些情况，刘鸿生完全清楚，但他并不计较，他的目标就是要使合并成功，哪怕吃亏也无所谓。在新的“大中华”，作为11个董事之一和合并的倡议人，他毫无悬念地被董事会聘为总经理。

其实，在他心中，要合并的不止这三家，而是要把长江一带所有*柴厂都拿下，减少*柴生产，提高*柴售价，进一步将全国*柴业整合起来，“大中华”仅仅是第一步。他的计划是，遇大厂则合并，遇小厂或收买或租用。当年12月，他说服九江裕生*柴厂，同意合并，买下汉口燮昌*柴厂，改名炎昌。 1931年，他收买、租用已停工的扬州耀扬*柴厂、安徽芜湖大昌*柴厂。1911年创办的老牌杭州光华*柴厂撑到1934年也同意合并。

“大中华”不断兼并同业，扩大规模，不仅对外国*柴的倾销起了抵抗作用，而且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大有改进，建立起一整套生产、销售、财务的记者管理制度，统一产品规格标准。总事务所下面专门设立了技术课，研究并解决了*柴头容易受潮的大难题，品质达到瑞典名牌“凤凰牌”的标准。合并当年的下半年，“大中华”就有了盈余，纯利超过11万元，这对多年亏损的*柴业来说无疑是个喜人的好兆头。

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绪，使用国货以抵制外患，国产*柴也乘势走俏。“大中华”生产的“美丽牌”，在以后的几年中销量赶过了瑞典的“凤凰牌”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时值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大力推销“美丽牌”香烟，要和英美烟草公司的“红锡包”一决高下。刘鸿生主动向中成烟草提出合作，把“美丽牌”的广告印在“大中华”*柴盒上，最初，“大中华”还要从烟草公司拿广告费，后来，他干脆放弃广告费，“华成”则同意把“美丽”牌商标给他们使用，“美丽”牌香烟和*柴共同推向市场，大获成功。

到1934年，“大中华”投入生产的共有七家*柴厂，包括苏州鸿生厂、周浦中华厂、上海荧昌厂、镇江荧昌厂、九江裕生厂、汉口炎昌厂、杭州光华厂，还有一家东沟梗片厂，资本达到365万元，商标多达52种，成为全国*柴业无可置疑的领军企业。这年5月，刘鸿生推动成立了“大中华*柴经销同业联合会”。此前，他在南京政府提出“实施*柴统制案”，倡导全国国产*柴联合营业，在上海设立联合营业所总所，未被接纳。他不仅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*柴联营计划，而且想把大江南北包括日本、美国的外资*柴企业都联合进来，进一步组成全国性的*柴联营社，统一全国*柴市场。

日后，刘鸿生的儿子刘念智总结，他父亲用产销联营的办法缚住了瑞典“凤凰”的翅膀，捆住了日本“猴子”的手脚，整个过程就是“逐步地取得优势，逐步地限制外资力量”，其中有“以华制夷”，也有“联夷制夷”的手法。第一步是与中华、荧昌合并，在同业中建立优势地位;第二步，凭此优势吞并大小同业，造成更大的优势;第三步，联合华中一带所有华资同业共同对外;第四步，在华商同业完成整合的基础上，迫使美商同业加入“华中*柴产销管理委员会”;第五步，在华商、美商联合产销后，日商在市场竞争中陷入劣势不得不接受联营，从而摧动全国*柴产销联营。作为国内的产业并购者之一，刘鸿生饱含着爱国之情在产业中大规模进行整合，为中国的*柴产业搭建了强大的规模壁垒，抵御了海外品牌的侵蚀。

作者简介：傅国涌，历史学者，关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等领域。